从汉到宋的经济制度演变

孟子曾经说过，如果统治者能做到“什一而税”，那就算得上是“王者之政”了。所谓的“什一而税”，指的是政府收取10%的税收。这说明在孟子生活的时代，税收是要高于10%的。

在历朝历代中，汉代首先做到了孟子所说的“王者之政”，当时的税收额度只有1/15，而且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更少，只收取1/30的税收。也就是说，如果农民的田里收了三百斤稻子，只要上交十斤给政府就行了。

但是，再好的制度，如果不持续创新，也会有失效的一天。

汉朝初年，地广人稀，税收少，老百姓的日子还过得去。但过着过着，就过不下去了，被逼无奈，老百姓只能卖掉田地，于是日子越过越苦。

为什么日子会过不下去了？

因为除了“农业税”，随着朝廷政策的变动，还要收取人口税、兵役税。比如，汉武帝时期，由于连年打仗，老百姓身上的实际赋税就比汉朝初年重了好几倍。

农民把土地卖给“地主”之后，就形成土地兼并，有资本买土地的人，会越来越富裕。这些“地主”在收购老百姓的土地之后，再把土地租给他们耕种，然后从耕种的土地里面收取接近一半的租金。所以，虽然政府收的税少，而“地主”却利用这个漏洞，自己享受政策福利，把压力全部转嫁给佃农。

比如，佃农今年种出一百石粮食，就得拿出五十石给地主。地主当然也是要交税的，但是只要交1/30，也就是3.3石。如此一来，佃农辛辛苦苦耕种一年，只得到五十石的粮食。政府觉得自己做了好事，地主也觉得自己养活了佃农，而佃农只能勉强维生。

用钱穆先生的话来说，汉代虽然做到了“轻徭薄赋”，却没做到“平均地权”。

到了唐代，自然看到了汉代税收制度和土地政策的弊端。所以，唐朝做出了改变。

汉代出现了土地兼并，老百姓被逼着卖地当佃户。

既然这些便宜被“地主”抢去了，那为什么政府不自己当大地主呢。因此唐朝开始实行租庸调制，意思是政府充当“地主”，把土地分配给老百姓，老百姓可以自由耕种，但是要交租金。等分到土地的老百姓年纪大了，耕不了地了，政府再把地收回。租即田租；庸是劳役，每年替政府服劳役多长时间（20天），也可用物品折抵役期；调是户调，就是按户征收的赋税。

唐朝前中期之所以繁荣，这项制度起到了很大作用。根据钱穆先生的计算，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税收额度只有1/40，比汉朝还要低。

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加上连年战乱，老百姓经常会四处流动。唐初，由于社会稳定，朝廷有非常严格的户口制度，这才让租庸调制得以施行。但随着人口流动性增大，加之有些区域连朝廷也管不到，所以税就很难收上来了。

怎么办呢？唐德宗年间，朝廷实施了两税制。所谓的两税制就是，朝廷不管你这块土地上都有哪些人耕种，但是每年夏秋两季，你得把税收给交上来。人口流动朝廷不好控制，可是土地是跑不了的。所以，只要丈量全国土地，按照土地收税就行了。

可是这项制度后来又出了问题：有些土地比较贫瘠，根本种不出那么多粮食，但是朝廷可不管，他们只按照土地的面积收税。还有些地方只有五户人家，可是地却有十户人家的地，但朝廷也不管，你这里的五户人家必须得上交十户人家的税。有些聪明的富豪，就开垦新地，但由于是根据以前丈量的土地面积收税的，所以富豪们反而不必交太多税。这样一来，又是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两税制的出现，意味着政府开始放宽土地兼并、只管征税了，这也为后来几个朝代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文/享一世清幽的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