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出差回家,女儿和往常一样欢呼雀跃地迎我进门,兴高采烈地要和我玩过家家。女儿最喜欢的过家家主题是小猪佩奇一家,时常我演猪妈妈,她演猪爸爸,然后家里的两个玩偶分别扮演佩奇和乔治。
过家家游戏最有意思的就是无穷的想象力,家里有佩奇和乔治玩偶,女儿却更喜欢用其他玩偶假装佩奇和乔治。女儿喜欢和我在床上玩,通常床上也没有太多其他的物件,于是丰富的想象力开始喷发出来。
昨天晚上演的是佩奇一家出发去新加坡旅游:去程的飞机,女儿趴在床上演飞机,我坐在她前面演机长,玩偶们则坐在女儿身上演乘客;飞机到了上汽车,拿过旁边的枕巾一铺,汽车就来了,前排后排坐坐好,还可以用爸爸的皮带来当宝宝的安全座椅;到了景点该跳Muddy Puddle了,我们抱着玩偶在弹簧床垫上蹦跶着,女儿还独创了“旋转飞跳”;吃饭时间到了,不需要任何道具,我们都可以在空气中做出一顿香甜的饭菜;睡前读书时刻,也不需要真的绘本,女儿会双手捧着假装的绘本,绘声绘色地给“佩奇”和“乔治”讲故事哄他们睡觉。
和女儿玩一个小时过家家对于我是一种治愈,因为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又产生了“生命感”。
人真的不一定只具有一种能力,今天大部分人类选择了效率和996,也不知道是主动还是被动。蒋方舟在《东京一年》里面写道东京人,用了“穿西服的丧尸”来形容,中产阶级们没有面目,没有性格,也缺乏“生命感”,千篇一律的霜打了的茄子一般的样子确实有点像是“丧尸”。同是同质化严重的群体,广场大妈的生命感都要强过中产阶级。
小孩子的生命感是天然赋予,而到了中老年还是生命感丰富的人,陈晓卿算一个,蔡澜也算一个,仿佛热爱吃喝之人,更有活着的样子。
流着口水读完了蔡澜写日韩美食的《割烹纵意》,在羡慕蔡澜生活的同时,我更惊叹的是他舌尖和笔尖的那种生命感。
从河豚大餐的鲜美,到顶级牛排的软熟,再到盐烧金枪鱼头的细嫩,蔡大师的文字看似轻巧,实则背后每个字都是无数次的吃喝体验铸就的。
因为有禁忌,我谈不上是个吃货。我不太喜欢吃鱼,从小就是,偏偏在福建呆了一年半,现在又常去日本出差。但也许因为同理心丰富,我总是大致能体会一样食物让人感到好吃的地方。
一边看着蔡澜的文字,我的回忆一边把我拉入在东京那些吃吃喝喝。虽然东京职人生命感很低,可东京那些餐馆的匠人和服务人员可是生机勃勃。第一次去东京吃Fine Dining,熟成肉是招牌,从前菜到甜品,都能在食物中感受到餐馆厨师在自己作品里的匠心。
而服务员生机勃勃而又专业恰当的服务,更让我们体会到一种生命感,吃完饭后,我和同伴居然都感慨起了这让人感觉舒心的服务质量。
一边看书一边查蔡澜生平,他也非天生就专职美食写作,和陈晓卿一样,工作性质正好和自己的爱好有一定关系,顺便着最后把爱好活成了事业。拍纪录片的陈晓卿全国到处跑,一边拍一边吃正好把自己的美食体验彻底完整了;而被派驻日本做影业公司经理的蔡澜,又因为早年每个月公司要用应酬费来抵税,获得了大量可以吃吃喝喝的机会,敏感的舌头在匠心的餐饮之国天天训练,获得了关于美食的童子功。
而关于美食与人生,蔡澜想的非常明白,爱吃的人都热爱生活,热爱生活的人就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感展示给他人,而因为富含生命感又没什么怨言,情绪就始终非常愉悦,天天浸润在美好的事物里,自然就越活越长寿。
看着眼睛笑成缝,端着盘子大快朵颐,红着脸抱着几升的清酒瓶子肆意饮酒的蔡澜,你很难不产生一种生命感。
效率是生命感的一部分,想象力是,食欲和对美好的向往是,汗水挥洒在赛场是,与知己好友雨夜痛饮是,登上高山潜入大海是,奋力准备考试是,快乐是,愤怒是,痛苦是,焦虑是,忧伤是。一切让我们感到自己是个生命而非机器的时刻,我们都被笼罩在自己的生命感中。
可麻木不是。
当我们对自己感到无聊,麻木的时候,就要做一些激活生命感的事情,来重新焕发自己的生命感。而不是听之任之,越活越成为一个沙丁鱼罐头,每天挤在地铁里。
一,激活身体:身体是生命的载体,激活身体也就激活了心灵,跑步,打球,游泳,瑜伽,登山,甚至平板支撑,一组拉伸都能让你感到自己不只是个长了手指和眼睛的静物。
二,激活心灵:如果不懂哲学,没有宗教,就沉浸入艺术的海洋吧,看本文学,参观画展,听听音乐,甚至自己动手:练书法,写文章,作画学琴,什么高兴来什么,一旦麻木就进入艺术,屡试不爽。
三,找点新鲜:无论是换岗不换行,还是换行不换岗,还是换岗换行,或是在既定轨道之外用余力做点其他,总归是要不断尝试。人生本质就是喜新厌旧的,哪怕专精一生的日本匠人也是因为在一件事里不断找到新的挑战和刺激。要时常给自己一些新鲜感,别想稳定。
如果这一切都没法给你充分的生命感,夹点我的私货:生个娃吧。
愿你活出生命感。
作者:格雷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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