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哥患有艾滋病,在一次工地事故中,他意外坠亡。为此,亲友们齐集宾馆,他们能顺利为他讨到赔偿吗?
1
我是80后,家在郑州东面一个小县城的村子里。昌哥是我二姨家的老大,建哥是老二,二姨的家在我们邻乡的村庄。
2017年9月23日,上午9点多,建哥给我打电话,要我速去市医院,说昌哥住院了。
我去了才知道,早上7点多,昌哥干活从房顶摔下来,有五六米高,当时是头朝下,水泥地面。
并且,昌哥先被送往镇医院,镇医院不敢接,才拉到市医院,已是9点多了。
我说怎么不直接拉市医院?建哥说当时是包工头他们送的,没一个我们的人在场。我无力反驳。
下午3点多手术结束,医生说:“挺过48小时还有希望。”包工头送来手术费后没再露面。
第二天凌晨,昌哥终究还是走了。
昌哥比我大15岁,这是昌哥死时,我妈告诉我的。我这才知道昌哥的实际年龄,因为从我记事起,我们和二姨家的交往基本限于过年。每到大年初三,我都要随我妈回她的娘家。
这天,我大姨、二姨、舅舅在姥爷家汇聚一堂。初五,我们会专门去二姨家,二姨说:“这是你昌哥的屋子。”
那时,阳光穿过摆满书的窗台,照在书桌上。看着桌上的那些大部头,我心中满是崇拜。
1995年,我转到了二姨父所在的中心初中,他是班主任,爸爸希望我有人照应。我住在二姨父的办公室,他微笑的脸庞,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二姨父的字写得好是学校公认的,几十年的教书生涯,让他的字极具功夫,非常漂亮。所以,即便在十几年后,当我在建哥门市记账簿上看到他曾留下的字迹,立刻辨识出来。二姨说:“你昌哥的字还要好。”
初一下半年,二姨父突发脑溢血,高大的身躯在病床上躺了快一年,还是走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件事背后隐含的残酷现实。
这一年,教书二十多年的二姨父,手续刚转为公立教师,在此之前,他一直是民办教师。在那个年代,民办转公立是多少乡村教师的梦想!
然而,转正后的二姨父却没有享受到一天的好待遇。这一年,二姨父51岁。
教育局开了追悼会,但并没有给予更多实质性的帮助,毕竟人不在了。现在看来,这更像是我二姨一家多灾多难的开始。
2
现在算来,二姨父走的那一年,昌哥是28岁,应处于四处打工找活干的状态。且他已结婚,并有了一个女儿。
昌哥当时所读的高中在我们县是唯一的重点高中,复读后还是没考上大学,就回家打工了。
嫂子是一个村的同学,但似乎持家不太精明。这些都是妈妈后来告诉我的,毕竟当时的我还是一个世事不通的初中生。
还记得第一次去昌哥家的情景,红砖盖的三间平房,窗明几净。两个大红灯笼挂在门口,院内能用的不能用的,分门别类地堆放整齐,院子里还种有不少花花草草。
屋内墙壁虽然没粉刷,脚下还是土地,但干净整洁。木床边上的简易挂衣柜里,衣服不多。做饭也还是那种小煤球炉子,一台老旧电视机是仅有的电器,
我很惊讶,昌哥家比我想象中要过得清贫,但很有情调,很懂得生活的感觉。
此时正是春节,昌哥一家乐乐呵呵,忙前忙后地招待我们,虽然茶点不如普通人家,但丝毫不影响他们待人该有的分寸。
2007年,已参加工作的我,正值休班。我在回家的街上,碰到了二姨。因为建哥在镇上开了个家电门市,二姨平日去帮忙,我俩便寒暄了几句。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随口对我妈提及我见到了二姨的事。我妈听完,停了一会,才说:“你昌哥有艾滋病。”
我一下子愣住了,忙向我妈追问详细情况。原来,早在2001年,昌哥在铝石矿的矿上干活砸到了腿,去医院输血时查验出来的。
医院追问,昌哥回忆应该是九几年,他迫于生活压力卖过血,可能是在那时传染上的。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这次受伤,昌哥根本不知道自己得了艾滋病。卖血这种事,昌哥肯定是不会告诉二姨的。
艾滋病瞒不住,医院都要上报。很快,消息传到了村里,当年和昌哥一起卖过血的其中一个也确诊患上了。
随后,村里为昌哥他俩办了低保。药物方面,说是有政策,国家全包了。这些年来,他的病情一直还算稳定。
我妈其实早就知道了这个情况,毕竟二姨和我妈的关系最亲。她之所以现在告诉我,是因为我长大了,有些事也可以让我知道了。
我不敢相信昌哥会得这种病,以往在他家看到的种种充满希望与生气的画面,丝毫不像是一个绝症之家。
可我妈也不像是开玩笑的人,这种事也开不得玩笑。如果是真的,那二姨、昌哥又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竭力回忆以往的种种细节,希望从中找到蛛丝马迹——
二姨的脸上从来不会有大喜大悲的表情;在他们家吃饭时,二姨曾说这是你昌哥专用的碗;这些年去二姨家走亲戚,昌哥从来不见我们,除非我们主动去他家。
这些年,虽然每次见到昌哥,他穿的衣服都是过时很久的衣服,也几乎都是打工干活的状态,但往日留下的那个房间内洒满阳光的读书少年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
我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和“艾滋病”联系在一起。我喃喃自语:“其实和艾滋病患者一起吃饭,是不会传染的。”
忽然,我想到一个问题:昌哥家的女儿呢?我妈说查了,昌哥女儿没事,她出生的早。
之后的那年春节,我们去了昌哥家。二姨、昌哥、嫂子都在,我和昌哥若无其事的聊着天。中午包的饺子,我端起一大碗,吃得格外香。
后来,我们还见过两次面。一次是在街上遇见了他们干活的一群人,我快步过去给昌哥递了一根烟,他为了不拂我的好意,有些不自然地接住了。
我脑抽的说了一句:“昌哥,你字写得好,春节可以卖对联呀!”他听了这话很高兴,说他们周边邻居家的对联都是他免费写的。
我也很高兴,昌哥的精神面貌不错,说明他对生活的热望一直都还在。
另一次,是在建哥的家电门市上。昌哥领着他的小儿子,给他买学习用品,神情透着愉悦和自豪。我一问,老二在初中班里是第一。
我跑回家,又问妈妈:“昌哥家老二有病没?”妈说不知道。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侄儿的年龄,从此,我逃避似地再没有问过。
没想到,昌哥终究还是走了,不是死于让人闻之色变的艾滋病,而是意外。
3
事发当天,包工头在医院外面的一个宾馆,开了两间房暂时安顿家属。
建哥给他认为所有能帮上忙的亲戚打电话,速来宾馆。初历此事的我,想不到这竟是一场持久的博弈。
事情的来龙去脉逐渐清晰。
包工头其实是他们邻村的,平常大家都认识,这次的活是翻新厂子棚顶。用包工头的话说,找到昌哥,是看在昌哥的人不错,干活实在,这些都是有口皆碑的。
他虽干不了很重的活,但工资也会少拿点,关键是活交给他放心,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而昌哥的病,至少附近的人是都知道的,因为他干活踏实,否则一个艾滋病人,避之唯恐不及,怎能混到现在?
我深知,昌哥本就一落榜书生,无一技之长,只有下苦力挣钱。而在人们知道他的病之后,这种下苦力挣钱的机会也不会给他了。
怎么办?国家可以把药给包了,可一家人的生活问谁要?撇下他们不管?不管又何妨,干脆自己找个地方自生自灭算了,反正老天既如此对他,他在这世上活着也没有意义了!
昌哥曾告诉嫂子,这个念头确实闪现过,可终究还是有求生欲,终究抛舍不了家人。再难,他也不能自个儿先垮掉。尽管生活清贫,但是全家的精气神得要有。
所以,我才看到了那个身患艾滋,但依然对生活抱有热望,依然精心打理小院的昌哥。
再者,这病虽根治无望,但终究还能靠药物维持下去。
姨夫从小正统的教育,骨子里那种读书人的气质,善良的本性,使昌哥不会像其他病人那样混吃等死,破罐子破摔,甚至利用这种特殊身份做一些为所欲为,让人惶恐不安的事情。
怎么养活家里?不给活干,昌哥就去四处求人。人家一天50,他只要20,只要能让他干。
干活的时候,所有人都离昌哥远远的,像看怪物一样看他,甚至有人看到他在,直接就不干走了。更有甚者,他去过的地方人们不去,他用过的东西过后都扔了。
吃饭的时候,工人们刚开始都不让他一起吃,连他洗手的地方人们都不敢去。后来昌哥自己捎碗筷,躲在角落里吃一口饭,尽量不给他人落下口实的机会。
慢慢的,随着基本医疗知识的普及,人们也知道了艾滋病没那么可怕。而昌哥踏实肯干的品质赢得了大家的认可,从疏远到怜悯,最后甚至产生由衷的敬佩。
农村下力干活的,都生活不易,只要你正经干,都会接纳的。昌哥的衣服永远都是破旧而干净的,内里的硬气和尊严,一望即知。
就这样,只要有活就干,再加上想的周到,为别人考虑,时间长了别人也乐意和他一起干。
干得多了,有些小活儿,昌哥想揽下,人家也愿意给他干。他一开口,别人也愿意跟着他干。
这些关于昌哥的诸多细节,都是在宾馆里的亲戚告诉我的。因为即使我以前知道了昌哥得病,见了面也绝对想象不到昌哥背后原来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他在人们眼里的风评又这么好。
可惜,这样的一个人,在世上曾这样奋力乐观而又艰难地生活过的一个艾滋病人,竟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4
屋里都是紧要的亲戚。舅家的几个表哥,嫂子那边的叔叔伯伯,建哥买了成条的烟,成件的矿泉水,男的只要来,先发一盒烟。
几个表哥正当壮年,血气方刚,义愤填膺地发表对这件事的看法,所有人都群情激愤,甚至昌哥曾经的病友打电话来,只要需要,他们随时可以过来十几个人。建哥说先不用,有需要再来。
中午快一点还没吃饭,有人说了一句:“怎么没人管饭了?”建哥立即给包工头打电话,大声斥责。十分钟后,一个人把大家领出去吃饭,每桌除去主食另加几个菜,饮料、酒随便点。
头几天来的亲戚很多,这种事只要打了电话,大家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因为这毕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一大家子的人,群策群力。
而每天理所当然的吃饭,则说明了见多识广的长辈们,对这件事早有定性。这不是短时间所能解决的,是持久战,反正所有费用都是包工头他们出。
包工头的态度很恭敬,生怕一不小心我们会有什么过激的行为。在赔偿金额上,他们从最初的五万提到八万。
建哥全权代理交涉,自然是不同意的。包工头问建哥要多少,建哥不吐口,说你们给的太少了,根本就不是谈事情的态度。
建哥不松口说具体数字,是一种自抬身价的策略。他还提到了那个厂子也有责任,包工头和工厂都脱不了干系,必须都得赔。
这个消息传达给他们后,工厂的回复是,活是承包给包工头干的,与厂子无关,如果执意要赔偿,出于人道主义,他们愿拿出两万。
厂方的回复肯定也是回绝了。有亲戚说这个厂子有钱,绝不能便宜了他们。而为了给厂方施压,我们提出说要去看现场。
那天,我们一共去了三辆车的人。厂子出事的第二天已放假,甚至垒了一堵墙直接把那片区域隔绝开。在厂方很配合的介绍完当时各方面情况后,一行人便离开了,此次出行更像是表明一种态度。
包工头请来了村支书说和。在大家面前,村支书似乎是安抚并且晓以利害,但某一刻,他扭过头吸一口烟,我忽然看到了一丝不屑。
那神情仿佛是说,一个艾滋病人还想要多少?!差不多就可以了。
村支书走后,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支书肯定收了对方的好处,才为包工头说话,因为他只在那个基础上加了一万。
无妨,策略就一个字,“拖”!因为一天说不成,包工头就多出一天费用,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在这个法制社会,一切终究是有依据的,建哥便找到律师咨询。
目前,昌哥的大女儿已毕业工作,老二在上学,未满18岁。嫂子属于劳动力,我二姨还有建哥可以负担养老。
按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只需负担至18岁即可,即便加上嫂子将来的养老,总额也不算多。
所以,律师最后算出最多赔27万多。这个数字,远非建哥心中的目标,他开始沉默了。
这时,我们内部有个苗头冒了出来,一个年纪大的亲戚说:“九几年,我们那里的二柱子,煤矿出事,捏矿上狠了,最后啥也没弄住。”
没人说话。
隔了一天,在一番争论后,包工头那一方有个人扭过头,鄙夷地自言自语:“差不多行了,算我们倒霉遇到这事,就他那情况,你们还想指望靠这发财?”他以为声音小听不到,可建哥听到了,大怒:“你再说一遍试试!换做你亲哥试试!”
说完,建哥上前几步就要伸手打他,众人拦住。建哥摔门而出。
5
一直到28号,并没有达成任何一致,包工头一方不提价,建哥不吐口,就那么僵持着。
9月29日,估计包工头那边也清楚地知道,走法律途径最多赔那么多后,就没再给宾馆续费,也别提吃饭了,更没人再露面。
建哥气愤无奈之下,让大家解散回家。
10月1日,国庆节放假,昌哥依然躺在医院的水晶棺里。
商量的结果是:没人出面?没人出面就闹,先去乡政府闹,还不行就去市里。
这次需要我二姨出面了,因为她是母亲,最有说服力。我们当初只是告诉二姨,昌哥病了,其他没说。为此,建哥专门让我妈来告诉二姨,以缓解她的情绪。
10月5号晚,我到门市上看二姨。见我进来,二姨擦了一下眼睛,妈在旁边坐着。二姨说:“你坐吧,我知道你来干嘛,没事,我能挺住。从你姨夫走,我的泪都已经哭干了。”
“只是可怜你昌哥一辈子吃苦,要说吧,你昌哥也算赚着了。当年那个一样得病的人,都死了快十年了。那个人就是心理压力太大走了。也算得你昌哥干活的力了,他要不干活,估计也到不了现在。可是要不出这事,你昌哥还能活多久虽说不准,但不是还能看到个人嘛!”我瞬间泪目。
此后几天,我妈一直对二姨寸步不离。
10月8号,乡里上班第一天,亲戚来的人并不多,十几个人,昌哥女儿捧着遗像走在最前面。进了乡政府大院,有个人向我们走来时,我才知道,其实乡里一直关注着事态发展。
毕竟是本乡发生的事,私下协调好了更好。我扶着哭得快昏过去的二姨,一起随大流进到大屋子里协调问题。
乡里的一个副乡长出面负责。在副乡长言之凿凿地为大家保证,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后,双方又坐在了城里的那个宾馆,毕竟一群人在乡政府聚着也影响不好。
这次,大家态度没那么强硬了,可能也默认昌哥被赔多少,都是一个艾滋病人的福祉。更何况昌哥至今尸骨未寒,总的来说,就是不管结果如何,赶快把事情了结,入土为安。
在嫂子那方的叔叔伯伯承诺不管结局如何,金额多少都不会怨建哥后,经过几番拉锯,10月11日,赔偿金额定在32万。包工头百分之八十,厂里百分之二十,三天内结清,丧葬费同等比例。
在人们把昌哥从水晶棺抬出来送去火化时,许是妆奁过,我看他的脸庞很干净,很宁静,一如我这些年看到的一样没有变。
6
两个月后,我听我妈说,昌哥生前竟然在镇上花17万买了一个门面房,准备留给儿子。当时怕取消低保,用建哥身份证办的,并且还有几万块钱在炒股。
我感到不可思议,可是妈妈说是真的。我说哪来的钱?妈说就是硬攒的,十几年硬攒的。平时钱都是昌哥管着,买门市房,除了建哥,连我嫂子和二姨都不知道。
我算了一下,还是有可能的。
昌哥干的基本都是建筑类的活,日工资也不算差的。度过最初的艰难期后,活也是持续不断,再加上能揽些小活,除去必要的开支,日积月累之下,攒出来这么多钱也不足为怪。
是了,当一个人在最初连生命都是奢求时,能够活下来已是夫复何求?然而,昌哥不愧是男人,骨子里的倔强始终都在。别人看他也许表面上相安无事,而心底不知会升起多少废物般的鄙视来。
这些想法,昌哥何尝不知?只是他向来不惧那些外在的东西,虽然身患艾滋,但依然活得清清爽爽,自尊自爱。
那时的昌哥,应该心中别无他求,攒钱为家里、为孩子,一心一意地过好自己的余生,才是唯一目标。
2018年5月,昌哥女儿结婚,女婿是外地的。其实,还在宾馆为昌哥讨公道时,他已跑前跑后地帮忙了,很诚恳的一个人。
他俩选择这个时候结婚,也是因为家里的顶梁柱已倒下,重新需要一个主心骨。
那天,婚礼一切从简,甚至按风俗,连简单的唢呐都没请。两人就在那三间红砖平房前举行仪式,院子打扫得非常干净。昌哥生前伺弄的花花草草,依然长得很好。
跪拜父母时,披着洁白婚纱的昌哥女儿看着母亲旁边空空的椅子,瞬间泪流满面,伏地大哭。周围观礼的亲戚朋友,也跟着一起擦眼泪。
2019年春节,我们去二姨家拜年,在那栋几十年的老房子里。昌哥曾住过的那间屋子,阳光透过窗台,那张书桌还在。
中午,二姨弄了一大桌子菜。大家围坐一起,昌哥家老二也在,二姨不停给他夹菜,眼神里全是关切的宠爱。
我知道昌哥家老二很争气,问他:“学习现在咋样?”他说:“高二快班,十几名吧。”我说:“985、211是你唯一的选择。”他说:“好。”
作者 | 愚人 公司职员
编辑 | 阿蕴 真实故事在线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