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江华被黑中介骗到阿尔及利亚做建筑工人，他和同伴成了惨被压榨的干活的机器，且人身安全也完全无法得到保障。齐江华和同伴如何逃出魔窟？本文是齐江华口述，淼淼整理。
我叫齐江华，今年47岁，家住河南省新乡市北部的小镇。老婆腰椎间盘严重突出，干不了重活。我们有两个儿子要抚养，还有双方老人要赡养。
为了多挣钱养家，我30多岁就加入海外劳务输出队伍，先后在新加坡和韩国做过建筑工。
2017年，为了给大儿子买房、办婚礼，我把打工攒的钱花了个精光。
这时，小儿子也即将读大学。我本想在家附近找事做，看这光景，我还得出去务工啊。
由于我之前在韩国打过黑工，很多国家的签证都办不下来。
2018年3月，得知濮阳市有家海外劳务输出中介公司，收费低廉，而且签证包过，我赶紧去咨询。
我去那家中介询问后，得知工作地点在非洲的阿尔及利亚，有些犹豫。
见此，中介公司的丁总说：“在哪打工不都一样嘛，那地方包吃包住，一个月拿到手最低八千元，算上加班费，一个月也能拿到一万四五啊。”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加上待遇还行，就详细问了关于休假、病假、医药费、保险等情况，丁总一一答复。
我听后，觉得挺正规的。
想到自己这把年纪在国内赚不了什么钱，去好点的国家，签证又办不下来，最终同意去阿尔及利亚。
同乡老杨和老于知道我有多年在国外打工的经验，也决定跟着我一起去。
签证很快下来了，就在我们准备去取时，丁总打电话说，他的车窗被小偷砸了，那个装有护照的包被偷走了，要我们赶紧补办护照，要不然买不了机票。
在我们补办后等待新护照时，他又打电话说，老护照找到了。
我提出签证在老护照上，丁总说这不受影响。我们赶紧购买机票、体检等，前前后后又花了近万元。
儿子提醒我说阿尔及利亚很乱，网上报道经常发生抢劫。
我不以为意地告诉他，网上的东西，不知真假，就像我以前在韩国打黑工，大部分时间在公司，几乎不出去，所以不会有事。
2018年9月3号，我们从北京出发，坐了将近20个小时的飞机抵达阿尔及利亚首都的霍阿里博梅蒂纳机场。
这里和中国时差7小时，抵达的当地时间是下午2点。
同来的九人中，其中一名是公司的会计，由他带队。出机场后，有两名员工来接我们。
有个叫张记明的人，说要带着我们仨和一个叫小周的山东人继续坐飞机，去阿尔及利亚南部的塔曼拉塞特市。
在飞机上，我才得知阿尔及利亚南部就是传说中的撒哈拉大沙漠。
下了飞机，一股炽烈的热浪扑面而来，热辣的太阳刺得人睁不开眼。
出了机场，一辆破面包车过来接我们。一路上景色荒凉，我们询问张记明工地的情况，他态度冷淡，说到了就知道了。
颠簸许久，面包车开进沙漠深处的一个大院子，院子里是一溜蓝色的集装箱。开门的是个身材高大的黑人，腰间佩戴着枪。
老杨小声嘀咕：“这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还有人拿枪？”
张记明是这里的班长，他把我们带进其中一个集装箱，里面有六张床，上下铺。当时正值下午一点多，屋里开着空调，仍然热得人要窒息。
由于天气炎热，这里的上班时间是晚10点到次日早上10点。
交代完上班时间后，张记明要我们把护照交给他，我问为什么收护照？他说这是公司规定。
在北京过关时，工作人员把我们的老护照剪了一角，并告诉我们，信息已在新护照上，老护照入境后就没用了。于是，我留了个心，将我们的老护照交给了张记明。
宿舍有一位操河南口音的大哥自称姓马，是河南濮阳人。他说自己在这里干了两年多，合同早就到期了。
我问他怎么还不回去？他愤愤地说：“咋个回去？他们一直欠着工资，护照也被收走了。”
老马的话让我心中一惊，连问：“啊？不会吧？”老马摇摇头说：“老弟啊……”
这时，屋子外面响起了脚步声，老马赶紧止住了话。见此，我们几个新人都有些惶恐不安。
当天的晚餐非常糟糕，菜里没多少油星，主食是硬硬的面疙瘩。吃过饭，老马主动带我们去领工具。
我们追上去问这里的情况，老马压低声音说:“哎，你们估计也是被骗过来的。这里工作苦，一个月最多6000多元，工作时间长，还不让回家。”
“怎么会这样？我们来时，中介说好最低8000元，干得好还更高。”我说。
“不这样说，谁来啊！我跑了两次，都被逮回来了。第二次，我被打个半死，又不给看医生，我躺了一个多月，差一点死翘。这些人打人狠着哩……”
正说话时，张记明向这边走来，老马赶紧住嘴。我的心顿时拔凉，如果真是这样，那可怎么办？
第二天，我们上工地了，干的是墙体抹灰。
第三天，这里属于典型的热带沙漠气候，炎热干燥，极少下雨。9月份的气温最高达50摄氏度，太阳一出来，就像点了火炉一样，动一下就大汗淋漓。
我们仨中，老于的身子骨比较弱，他干了三天，实在撑不下去，跟我商量：“老齐，这不是人干的活，咱们回国吧。”
说实话，在海外打工多年，哪怕在韩国打黑工，环境都要比这里好。
老杨心疼那近万元的中介费，劝老于再坚持坚持。见我不做声，老于不再说话。
和工友熟识后，我们才得知这里是进来容易离开难！
因为气温高，来此地的建筑工人都受不了，干了没几天，都吵着回国。为了遏制这局面，公司采取延发工资（半年发一次）和收走护照的政策。
我问老马：“那没人管吗？这不是中国的建筑公司吗？”
老马叹了口气说：“是中国公司接的工程，但层层转包，如今多半都被当地的黑恶势力把持了。像那个姓张的，就是为虎作伥的人。”
一天中午，我们被一阵吵闹声惊醒。我开门一看，只见院子里有四五个彪形大汉围着一个人拳打脚踢。
被打的人挣扎着想站起来，一个大个子转身从车里拽出一根木棍，照着地上的人狠狠地打下去。
“啊”的一声，地上的人抱住腿，“嗷嗷”的叫唤起来。
我想出去阻止他们的行为，老马拼命拽住我说：“别逞能，你打不过他们的。”
这时，张记明出现在院子里，他对躺在地上的人说：“看你今后还敢不敢跑！”说完，他回头对院子喊了一声：“大家都记着，这就是逃跑的下场！”
院子里这么大的动静，大家都寂静无声。
我气愤地说：“他们这么打人，怎么没人站出来说一声啊？”老马叹了口气说：“习惯了，没办法啊。”
那晚，我们一夜无眠。后来我得知，那些持枪人员，名义上是看家护院的，实际上防止工人们逃跑的打手。
老马说，有些侥幸能够跑掉的人，即使偷跑到机场，也会在等待临时护照漫长的办理过程中，被逮回来，轻则被扣工钱，重则一顿暴揍。
听老马说完，老于竟抱着头呜咽起来：“我不想一把老骨头客死异乡啊……”
我赶紧安慰他：“不会的，总会有办法的。”
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我也不知道。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让生活在此地的我们感到绝望。
一天，我正独自在一处脚手架抹灰时，和老于一组的工友急匆匆地跑过来：“齐哥，快点，老于从架子上摔下来了。”
我一听，飞快跑过去。只见老于仰面倒在一堆乱砖石上，双眼紧闭。
这时老杨也来了，他说：“会不会是中暑了？”我揽过老于的头放在膝盖上，使劲掐他的人中，一点反应也没有。
我吓坏了，赶紧说：“快点，老杨，打电话给张记明，赶紧送医院。”
那时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老于不能有事。他们是跟着我出来的，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他的家里人交代啊！
不一会，张记明来了，他从我们和灰的地方提来两桶水，对着老于的身上浇了下来。
“你疯了！”我朝他吼道。张记明若无其事地说：“没事，这是中暑了，浇浇水就醒过来了。”
老于动了一下，却没有醒来。张记明又要去拎水，被我拦住，逼他用车把老于送医院。
见我态度强硬，张记明骂骂咧咧地拿起电话，过了一会，车来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将老于送医院，而是送回宿舍，张记明也跟着回来了。
他让我们用冰水给老于擦身体，随后又给老于灌下了四支十滴水，接着拿来两台风扇，对着老于吹……
我质问他为什么不送医院，他满不在乎地说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正说着，老于身子动了动，慢慢睁开了眼睛。
我和老杨激动地拉着老于的手说：“老于，你终于醒过来了。”张记明更加得意了：“我说不要紧吧！”我厌恶地看了他一眼。
老于醒来后，一直说头晕恶心，想吐。
我担心他从架子上摔下来时，撞了脑袋，连忙去找张记明，让他还是送老于去医院检查。哪知张记明“哼”了一声说：“出门在外，哪里那么娇气。”
我跟他大吵了一架，骂他不是人。第二天，张记明在早会上点名说我寻衅滋事，扣工钱1000元。
我不服，提出找经理评理，张记明跟我翻白眼，说随便找。
我气不过，要和他打架，老马和老杨拉住了我。转身时，我才发现门口持枪的保安已经握着枪向我们这边走来……
不能呆了，这个地方一刻都不能呆下去了。
当天晚上，我对他俩说：“找机会我们逃吧！再干下去不仅钱没挣着，还有可能把命给丢了。”
老于说他早有此意，老杨还是心疼钱，但最终被我们说服了。
我开始为逃跑做准备。这里处于沙漠腹地，逃跑需要车。于是那几天，我对每一辆运货的司机仔细观察，因为这些司机都住在附近村庄，需要用时也方便。
我们大院的北门离生活区较远，那里没有专人值守。
透过住宿区铁丝网围成的围墙，我发现不远处就有一条公路。如果能够搞到车，出宿舍坐上车就可以走了。
经过几天的观察，我发现有位黑人师傅非常面善。于是我用不娴熟的英语和对方搭讪，以示好感。
建立了起码的信任后，我给了对方一张50元的人民币，上面写着“help”。
阿尔及利亚使用的货币是阿尔及利亚第纳尔，汇率是1:25，即一元钱等于25第纳尔，相信50元人民币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了。
对方心领神会，我拉他到僻静的角落，和对方比划半天，对方终于明白，我们要用他的车，他点头答应了。
2018年9月17号，下午四点多，老杨和老于趁大家睡觉时，去附近村子找那位司机，和对方约定傍晚接我们的时间。
我则在宿舍简单收拾行李。大件行李箱都不要了，每人只能带个小背包。
老马是个聪明人，他见我把包藏在床底，过来拉我出了宿舍。
“兄弟，你们是要走吧？”见我不做声，他说：“放心，晚上上班我和大庆、小周，分开干，一人一排，能撑到天亮。如果张记明来巡夜，我会想办法对付他的。”
原来，这里是两个人一组，如果没人打掩护，一下子少了三人，势必会引起怀疑。
老马这是担着风险，要帮我们啊。我很是感激，紧紧攥着他的手说：“谢谢老哥。”
老马说：“兄弟，别多说了，能逃就赶紧回去吧，这里不是人呆的地方。”我心里五味杂陈：“老哥，不要灰心，保重身体。我回去后告诉你家人，让他们想办法接你回去……”
老马想了想说：“哎，算了，老伴早去世了。我也不想让两个孩子担心，不过等等。”他回了宿舍，出来后拿出2000元钱递给我，说：“我大儿子刚买了房，我却啥忙也帮不上。我只能先在这熬着，等这里的钱拿到手再……”
我知道这是老马的全部积蓄，我劝他给自己留着，以备不时之需。他摇摇头说算了，反正逃跑无望。
那一刻，我眼眶湿润，老马和我们这些在外务工的中国汉子一样，在外面受再多苦，都不愿在家人面前吭一声啊。
晚饭前，老杨和老于如约回来，告诉我都安排好了。老马故意在南门口和保安发生争执，我们趁机偷偷地从北门溜出去。
逃出去后，我们来到离宿舍近千米远的一个大沙坑中等着。地表温度很高，大沙坑里酷热难耐，还要担心被保安发现。
我们焦灼地等了大半个小时，车还没来。
我只得调整计划：“你们再去找车，我在这看包。如果回来发现我不在，你们赶紧跑，不要管我，不要给我打电话。”
老杨不放心把我留下，但在我的催促下，他拽起老于，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他们刚走，不远处就有两个人朝我走来。我吓死了，以为是工地的人追出来。我起身想逃，没想到对方盯着我看了一眼，从我身旁走了过去。
我吓出一身冷汗！为了不坐以待毙，我站起来，背着三个行李向村子方向走。
没一会，一辆熟悉的车从我身边经过，是老杨他们。我赶紧转身招手，可由于天黑，他们没有看见我。
只见那车停在路边，有人飞快跑去沙坑。见沙坑里没人，他们肯定以为我被抓了，准备上车走人。我一看急眼了，扯着嗓子喊：“停车，停车，我在后边。”
我在前面跑，没注意到什么时候后面多了两个人。完了，这是被发现了？我飞快跑上车，催促司机快走。
不曾想，两人很快追上来，拽住车门，死活不让走。我定睛一看，才发现是刚才路过我身边的那两个人。
司机和他们叽里呱啦的说了一大堆，对方做出点钱的手势，最终我掏出5000第纳尔（折合人民币200元左右）扔给他们，才得以脱身。
我们本意是直接去首都机场，由于语言不通，司机最终把我们拉到了当地市里的机场。
由于我们抵达太晚，已经没有航班，我们只得出去找旅店。
此时已经是晚上1点多了，看着他俩疲惫的样子，我说：“你们两个先睡觉，我先看着，咱们轮流值守。”
半夜，我打盹时做了个梦：在机场买机票时被抓了！我一下子惊醒了，在心里暗暗祈祷：不会的，不会的。
第二天早上，老于忍不住给他的老婆打了个电话，简单地说了我们的情况。老于的老婆在那边哭了起来，搞得我们几个男人心里都不好受。
随后，我们买了一张从塔曼拉塞特市的最早一班飞阿尔及利亚首都的机票。
进了机场，大家警觉地环顾四周。事先我们都说好：分散走，有情况就赶紧跑，能跑一个是一个。
当天九点多，我们终于到了阿尔及利亚的首都机场。我发现机场大厅竟然到处是中国人，坐着的， 站着的，三五成群。
我去售票中心询问，却得知没有近期的机票了，那一刻我们很是绝望。
这时，我看有个胖胖的中国男子坐在地上，于是我走过去想问一下对方机票的情况。胖子警觉地站起来：“你干什么？”
“我想问问机票的事。”我赶紧解释。胖子一听，语气缓和了许多，他说：“我以为又是公司来抓人的呢。”
胖子也是河南濮阳人，还教我们下载了谷歌翻译，把汉语翻译成当地语言，还提醒我们有事可以去大使馆暂时避一避。
胖子还告诉我们，他为了等临时护照，已经在这里滞留了20多天。天天东躲西藏的，为了省钱一天只吃一顿饭。
听说我们有正式护照，他一脸羡慕：“老哥，你们有福啊，早点回国吧，这里挣钱太少了。我有一个电话，他专门给人买机票，你找他吧。”我连声道谢。
电话打通后，很快来了一个中国男子和一个黑人。对方看了看我们的护照说：“上面没有签证，想保险的话，建议你们买关。”
我们忙问：“啥是买关？”他说：“买关，就是指那些没有正式护照，用临时护照买机票的时候，要多交两万五第纳尔（折合人民币1000元左右），过安检时，只要跟问话的人说买关了，很快就会通过。如果不买关，你懂的。”
他说我们虽然有正式护照，但上面没有纸质签证，如果查到了也很麻烦。我们三个一商量，都到这一步了，买吧。
他和黑人叽里咕噜的说了一大通，黑人查了一下手机，伸出四个手指头。对方翻译说可以买四天以后的机票，每张6000元。
我们欣喜若狂，也不顾上价格了。翻遍口袋，凑齐1000元，先交了押金，剩余的钱，赶紧通知家里汇过来。
买好了票，已是下午一点多，我们紧绷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一点，买了水和面包放在包里，护照则随身带着。
此时，我老婆和老杨、老于的媳妇在一块，她们发信息给我们：“你们一定好好的，平安回来！”看着信息，我们三个大男人，眼眶顿时红了。
还要在机场待四天，我们不敢大意，轮流在机场地上睡觉，不敢在一个位置呆时间长了，就这样，我们安全地过了一夜。
20号上午10点左右，我和老于靠着柱子打盹，老杨在门口望风。
我们两个正迷糊着，突然他冲我们喊：“快跑，来抓我们了。”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老杨拉起来跑。
我们仨一口气跑出去，拦了辆出租车。跳上车后，老杨语无伦次地说：“大使馆，大使馆，快跑。”
我手忙脚乱地翻出手机，找出谷歌翻译，告诉司机。在车上，老杨惊魂未定，一个劲地看车后面。
见没人追出来，老杨抹一把汗说：“我差点被公司的人逮住了。”我和老于同时“啊”的一声。司机从镜子里看见我们的狼狈不堪，脸上露出狡黠的笑。
老杨说，当时他在打电话，突然过来了三个人，拉着他就往外走。
他拼了老命挣扎，大声呼喊。幸亏门口有好几个中国人，得知又是公司来抓人的，都围了上来。
老杨说：“知道是谁来抓我们吗？就是那个会计。他说想回国可以，得给公司三万块钱的违约金。后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一起扰乱了会计的视线，我这才趁乱跑了。”
老于按着胸口说：“太悬了，要是没有那些围观的人给你打了掩护，就坏了。”
等我们平静下来，抬头发现车窗外的景色越来越熟悉。“机场！”我叫出声。是的，我们又回到了机场。老杨一把抓住司机，吼到：“怎么又回来了？”
司机不慌不忙地伸出手指，那手势是要加钱。妈呀，这是花式打劫啊，手法漂亮到家了。
担心再被抓回去，没办法，我又塞给司机500第纳尔。他收下钱后，吹着口哨，发动了车。
我们再不敢大意，我盯着司机，老杨老于看着车子后面。
到大使馆时是中午12点，大使馆附近有许多简易的棚子，里面坐的都是中国人。一问，他们都在等临时护照。
在异国他乡，大使馆就是我们的娘家啊。
遗憾的是，我们咨询了工作人员，如果我们被抓回去，被打，不给工钱，不让回国，会怎样？
大使馆的人说他们会尽量调解，但没有惩处公司的权利。不管怎样，能在大使馆附近呆着，让我们心里有依靠。
我们在大使馆附近一家旅店住了三天，每天100元人民币。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晚上和衣而卧，轮流值守。
白天，我们为了省钱，一天只吃几个面包充饥。终于，我们捱到上了飞机，这才长舒一口气。
落地北京后，我们三人百感交集，眼含热泪地抱在了一起。老杨说：“不容易啊！”老于则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我们回来了，平安地回来了！”
出了趟国门，不仅搭上了不少钱，连命也差点没了。关键是老杨老于，奔着我来的，钱没挣着，还差一点出了大事，我越想越觉得对不起他们。
老杨安慰我：“怎么能怪你啊，谁知道是这种情况，好在我们回来了。想想那些还在那里苦苦煎熬的兄弟们，我们够幸运的了。”他的一席话让我们都沉默了。
随后，我们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报平安，电话里无一例外传来的都是喜极而泣之声。
不久，我回到了家，并带着2000元去了帮助我们逃跑的工友老马的家。
出国前，老马和大儿子住在一起。得知我是他爸爸的工友，他没有关心老马的近况，而是失望地说：“他去了两年了，怎么才赚这点钱啊？”
他身边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估计是他老婆，发话了：“肯定是贴给老二家了，跟你说了你老头子什么都向着老二，你……”
见这对夫妇吵了起来，我心里堵得慌，想到老马在异国他乡为了赚钱，就差把命搭在那了，可他儿子和媳妇还嫌他的钱赚少了。
我很想教育一下这个没良心的孩子，可最终什么也没说，离开了。
那一刻，我觉得有必要跟两个儿子说说我的这段遭遇，并告诉他们，他们自己生活的重担，今后得由他们自己扛。
令我欣慰的是，得知情况后，大儿子内疚地说：“爸，您今后不要再出国受苦了，我会努力赚钱养家，弟弟的学费我来想办法。”
小儿子哭着打电话给我说：“爸，我会办理助学贷款，我的学费不用您操心，工作后我慢慢还。有没有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咱们一家人齐整地在一起。”
孩子们的孝顺，让我安心了许多。后来，我在家附近找了个活，一天工资200，干一天有一天的钱，虽然收入不高，但心里踏实。
我终于可以睡个囫囵觉了。
作者 | 淼淼 公司职员
编辑 | 菜花 男友力十足的小编 真实故事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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