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海余生

一

温煦的阳光洒在公园草地上，孙女冉冉坐在新买的电动汽车里玩得很开心。远处，许多年纪与我相仿的人跳着广场舞。

人到老年，还有多少日子可以折腾，那就跳吧。妻子凤英也加入广场舞的行列，年根儿底下，各种文艺汇演忙得她不亦乐乎。

电影《芳华》热映，怀旧风在五六十岁的人群中间流行起来，广场舞配乐从最初的网络口水歌曲，改为《中国范儿》《中国梦》，现在又成了《绒花》《沂蒙颂》。

凤英问我：“《芳华》演的是不是你战场上的经历？”

我看着电视上滚动的新闻资讯，随口回答：“算是，也不全是。”

“战争太残酷，人还年纪轻轻的，不是死掉，就是残废，太不值。”

“你懂什么，值不值是你说了算的？”我关掉电视站起来，扭头走进卧室。

“老了脾气还长了。”凤英笑着说。确实，我俩恋爱、结婚几十年来，这样斗气的情况极少。

我与凤英恋爱那个年代，人人都崇拜军人。那时凤英在纺织厂上班，我每次要去接她下班，便得按照嘱咐先穿上军装、戴好勋章。

走在路上，别人看了会羡慕：“凤英，你男朋友居然是解放军！”

“当然了，还立过功呢。”凤英每每昂起头，自豪地回应对方。

凤英知道我立过战功，却对战场上的事情知之甚少，经常缠着我讲些给她听。我告诉她：“当年在战场上，热得要死，汗水不住地流。不仅如此，丛林茂密，偶尔有毒蛇出没，咬上一口，人就没命了。”

“这么可怕。”梳着双马尾辫的凤英紧紧挽住我胳膊，那油光明亮的头发衬得她的鹅蛋脸愈发小巧玲珑。

多年过去，我忙着讨生活，忙着过日子，忙着把孩子拉扯长大，于喘息间隙，才惊觉自己不再是那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

这些年，我一直不太敢回到那个南方边境小城，我们出发的地方。

二

我冲锋上去，用枪指着战壕里的敌军士兵，吼道：“诺松空叶（缴枪不杀）！宗堆宽洪毒兵（我们优待俘虏）！”他们灰溜溜把枪举过头顶。

总攻结束后，我和张跃进押送十几名敌军俘虏到后方。途中，俘虏们说着我俩听不懂的话，把捆在手上牛皮绳挣来挣去。

跃进急了，横枪对他们喊：“再不老实，全都把你们突突了。”

我劝他：“他们又听不懂，只听得懂‘宗堆宽洪毒兵’。”

我是副班长，他是我班里的战士。那时跃进19岁，我长他两岁，从同一个省去参军，他算是我小老乡。

后来转业，跃进去县化肥厂当工人。他开玩笑说，自己是山区来的孩子，小学没毕业，所以坐不了办公室。而我则在七八年后成为计生委的小科长，很风光。

转业后再次见到跃进，是有一年他提着两只母鸡和一筐鸡蛋，进省城寻我。他变化很大，身子黝黑粗壮，脸上皱纹密布，看起来像个年已不惑的农人。

跃进说话扭扭捏捏，许久才讲到点上，原来他违反了计划生育规定，那次来寻我是想求助。妻子头胎生下一个女儿，28岁法定二胎年龄时生的也是女儿，跃进母亲一直催夫妻俩生儿子。

这年跃进的妻子终于生了儿子。跃进把儿子挂在弟弟名下，计生干部罚弟弟的款，他代缴了。那一千元钱与两年的工资相当，可他觉得这样换回来一个儿子接续香火，还是值的。原本这事掩盖得挺好，没多少人得知跃进偷生了儿子，直到有人去告发他，县计生委一纸公文下来，跃进所在化肥厂将其辞退。

跃进希望得到我的帮助重返岗位，我心知这事不易，只好如实相告，答应想想办法。这时凤英煮好了水饺，我招呼他：“多吃些，吃饱了，我们再想辙儿。”跃进也不客气，凤英做的六七十个水饺，他吃下一大半。

夜间我翻来覆去，难以入睡，凤英察觉，问我：“是不是为了跃进的事情犯愁？”

“是，现在规定很严，查得也很紧。” 我回答凤英，“你先睡吧。”

漆黑的夜里，当年一起押送俘虏时，跃进救我的场景不断浮现在眼前。

押送俘虏那天夜里，我和跃进轮流守夜。我当班时打了盹，两名敌军俘虏用脚把我的枪拨过去，之后夹着枪杆，想用刺刀偷袭。我命大，跃进忽然醒来，一把将我推开，刺刀扎到我身旁树干上。跃进站起身，对那两名俘虏拳打脚踢，打得他们鼻青脸肿。

我赶忙把他拉开，告诉他：“打死了我们不好交差。”

跃进这才停手，骂道：“他娘的！”

事后，跃进告诉我，他睡得浅，双眼没有紧闭，朦胧中听见周遭有什么东西窸窣作响，接着看见俘虏挤来弄去，想把我的枪弄去。起初他以为是白天过于疲乏，现在正做恶梦，刺刀就要捅过来那一瞬，他才意识到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硬撑起来推开我。

把俘虏押送到收容所，我和跃进被认定立功了。半个月后，连指导员来找到我俩核实情况，因为俘虏跟翻译告状说遭到虐待。我和跃进把前因后果告知指导员。两天后，指导员再次出现：“上级经过慎重考虑，为大局着想，决定把授予张跃进的三等功收回。”

我上前争辩：“难道要我们活活被俘虏杀死？跃进在战场上击杀那么多敌人、冲锋炸掉一座碉堡，都不算数了吗？”

指导员安抚我：“希望你们不要闹情绪。”

为此，我一直觉得亏欠跃进。他转业时因为没有勋章，被安排到老家工厂上班，我则进了省城计生委。临别之际，跃进安慰我：“回老家挺好的，老娘指望我养老送终，再者说我是个粗人，不像你文化人懂得舞文弄墨。”

分别一年，跃进来信，他即将结婚，希望我去参加。那时我工作忙，回信恭喜他，但没法前去，我便在信中承诺，等生孩子一定到场祝贺。随信寄去两包大前门香烟。次年，他再次来信，他妻子生下一个女儿，邀我喝满月酒。可我仍旧走不开，只因正与凤英谈恋爱，回信说工作太忙，并且给他寄去六盒饼干和一罐奶粉。

从往事中回过神来，已经深夜。次日上班，我拿了两条中华烟，带着跃进去见计生委领导。我询问领导，跃进是老兵，为共和国拼过命、流过血，比较特殊，能不能放宽。领导说，法律面前没有私情。

“我从未因私事求过领导，只希望领导这次能通融。”

领导回复：“如果是这样，你把烟带回去。”

旁边的办公室秘书说：“领导都发话了，你是老计生委人员，怎么能不懂这个理？”

我火冒三丈，斥责他：“老子流血的时候，你小子在哪里？刚来工作就教训起我来了！”

三天后，我因为徇私被记大过处分，调到缝纫机厂。不仅没能没帮跃进解决问题，还牵连了自己。凤英听闻此事，开始摔打家什，边摔边骂：“战友，战友，坑起人来没商量。你做老好人，连工作都保不住了。”

当时我们住筒子楼，她越喊越大声，邻居都闻讯跑到门外围观。我忍无可忍，冲她吼：“你还有完没完！”顺势打她一巴掌。这一巴掌落下去我就后悔了，结婚六年，我俩从未赤脸相对、争吵打闹，是人们眼中的模范夫妻。我还曾与凤英说，要做一辈子模范夫妻。

凤英摔烂跃进送来的鸡蛋，踏上几脚，说：“王大成，这个家没法过了，没法过了，离婚。”我气得夺门而出，钻出人群。凤英也负气离开，回到娘家。

我们没有离婚。那个年代不比现在包容，离婚等于给人生判了重刑。我去到岳父母家给凤英赔不是，保证什么都听她的，再也不吵架。我讲恋爱时的趣事哄她，加上娘家人好言相劝，凤英才破涕为笑，愿意跟我回家。

三

我到缝纫机厂当文员，正赶上缝纫机厂改制，收入同工作量划等号，文员成了工资最低的一类岗位。为养家糊口，我狠下心离开办公室，去跑业务。

我生性木讷，跑业务对我来说很困难。眼看其他跑业务的人，腰里已经别上“大哥大”，自己却还骑着自行车到处打探门路。整个夏天跑下来，人晒黑不少，不过收入提高了一倍。

上世纪80年代末，我把厂里生产的最新式缝纫机装入一只大纸箱，南下深圳，想着那里既然是制衣厂王国，肯定少不了购进缝纫机的需求。我带着那大纸箱，在绿皮火车上站了一天一夜，才抵达深圳。

走出车站，只见深圳街头人潮涌动，不论男女都装扮时尚，和内陆地区截然不同，只觉土里土气的自己，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时空。

我满头大汗拉着缝纫机样品到纺织厂，他们却告诉我，当地类似的制衣车间用上了自动化缝纫机，我这种“老式的”已经被淘汰。南下之旅，原来早已注定会无功而返。

这趟生意没做成，倒是在深圳见了熟人，当年隔壁班的“跑病号”李建军。建军身子孱弱，在部队里出了名，每次五公里越野集训都吃不消，总要到医务室挂盐水，一来二去，“跑病号”成了他的外号。

建军在部队大院里长大，赶上当时上山下乡，他回不了城，只好换个路子——先到基层部队当兵，再从部队调到城里。可惜这如意算盘打得不是时候，1979年1月，我们军区部队被抽调到广西集结，他就这么上了前线。

据说李母得知消息后，哭得死去活来。建军不赖，在战场上没有退缩，不过也因此负伤，复员后被安排到粮食局。

当年我们并肩上阵攻打敌营山头，建军被弹片割伤肌腱，深圳再见，他的腿依旧一瘸一拐。他开桑塔纳轿车载我去一个气派的饭店吃饭，在我们那儿，这是厂长才有的待遇。席间，他说吃罢饭带我到他公司坐坐，我问工厂和公司的区别，他讲了一大通，我还是不大明白。

建军把妻子和女儿叫来，说要介绍给我认识。我仔细一看，才察觉他妻子是白晓雯，当年军区文工团的战士，经常出演《白毛女》中的喜儿。二人的女儿Jenny和我儿子乐乐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乐乐没学过英文，Jenny已经能流利地用英文与白晓雯交谈。

“下个礼拜母女俩要去英国。”建军说，“让Jenny接受英国贵族教育，学钢琴、马术、歌剧、贵族礼仪，以后混国际圈子。”

酒过三巡，白晓雯和Jenny提前离开，建军跟我讲起他的致富之路：倒卖海外商品，一年下来赚了二十万，随后就离开粮食局，到深圳开公司，还在香港炒股票、炒期货，一本万利……他越讲越起劲，当年他是落后分子，现在是使劲跟我这个“连级先进”显摆呢。

不久，建军从西装内口袋里掏出一叠照片，接着说出四五个名字，问我还记不记得。我点了点头，那都是他们班牺牲的战友。

我接过那些照片，逐张翻阅，只见片中之人尽是10岁上下的模样，身穿校服，背后想是他们的学校。我从建军口中得知，这些孩子是他们班的烈士后代。前几年他手头宽裕了，挨个联系上这些孩子，看到有些家里穷得饭都吃不饱，他决定负担孩子们的上学费用、替战友对他们的父母尽孝。建军说着，开始哽咽：“烈士流血，家属不能再流泪。”

我安抚他：“如果还在部队，我就把‘学雷锋标兵’的旗子插在你床头上。”随即有点自惭形秽，我们班“上去”的时候有十人，牺牲八人，我和跃进活了下来，自己混到现在却连妻儿都养不起，更别谈关照战友家人。

临别，建军一定要给我安排住处，嘱咐我：“老战友，不要客套。”我推辞不掉，只好在离开深圳前把身上的粮票换成一百多元钱，连同一封写给建军的感谢信，交给他公司的员工代为转交。虽然灰头土脸带着缝纫机回了老家，但这次深圳之行让我大开眼界。外面的世界果然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而我还在一成不变的世界里打转。

我预知时代的急速变化迟早会冲击我所在的省城，但没料到这天来得如此快。从深圳回来两年后，缝纫机厂因效益不佳被总经理以个人名义收购。总经理名片上的头衔，换成了董事长，我们统统得卷铺盖走人。

这时儿子乐乐在上初中，成绩不理想。老师建议我每个月交补习费，把他送到补习班。我生活不顺心，总觉得是没有大学文凭的缘故，所以咬着牙交了钱，无论如何都要让乐乐考上重点高中。也许这样一来，儿子就算一只脚迈进大学校门了。日子因此过得拮据，凤英开始不断打零工，上个月还是销售员，这个月就成了清洁工。

从缝纫机厂下岗，我寻思着开一家修车摊，因为在部队时我学过维修军用吉普车。可那年街上汽车不多，就修起了自行车。每天清晨，我推着平板车，到路口的树下支摊儿。难免碰见老同事，起初我把脸别过去，后来风吹日晒、脸皮也厚了，我主动与他们攀谈，还拜托他们帮着介绍生意。

不久，赶上自行车换摩托车的风潮，我学着修起摩托车。那段时间摊位旁的树下每天会停上二十几辆车，等着我修理。家境好转，乐乐也考上重点高中，凤英便不去打零工，到修车摊帮忙。她原本生性羞涩，与人打交道多了才变得泼实，嗓门变大了，时常咋咋呼呼的。

这一年，城里新成立一个部门，他们的职员时常沿街驱赶摆地摊的商贩。一旦被逮住就得缴两百元罚款，不走的话，对方就会把摊子没收。所以远远地看见他们来了，我们不得不跑。

有一天，我摊上停着三辆摩托车，还没来得及跑他们就站在我们眼前了。凤英上前递烟，他们告诉她，摊子可以晚点撤，罚单不能免。

凤英气急了，骂他们是吸血虫。他们一听这话，把凤英推倒在地。我上去护住她，呛他们一句：“你们也要文明执法吧。”结果，他们动手打砸，顾客的摩托车也未能幸免。

我气不过，上去给了为首之人一拳，换来一番拳打脚踢。追究起来，我这算妨碍执法，得拘留半个月。那时候赶上一次严打，凤英带着儿子在困苦中度过一年，我才得以重获自由。

回到家里，环堵萧然。一年前摩托车主找上门来，要妻子赔偿，她把家里值些钱的物件出卖才还上。但我那个老旧的木盒还在，里面装着退伍证、铜底镀金的勋章和一面破旧的军旗。

那是满大街弥漫着刘欢《从头再来》的年代，我借着歌词安抚凤英：“大不了，我们也从头再来。”

四

路上的汽车越来越多，我找了份汽车修理店的工作，一个月能赚一千多元钱。凤英很高兴，觉得终于能攒下乐乐上大学的费用了。

跃进也到城里来了，在一处工地当农民工，脸上干掉的水泥疙瘩抹也不抹掉。前几年，跃进家里人口多，三个孩子都还小，跃进夫妻俩整日里打穷仗。农闲之余，跃进跟着泥瓦匠给人盖房子，妻子则到县城给人做保姆、看孩子，最后跟着外地人跑了。我问跃进有没有去寻，他手一挥：“懒得去找了。”

进城时，跃进带着十二三岁的儿子虎子，两个女儿都去上海打工了。先前为供长女上学，跃进欠下大量债务，可长女最后还是没有端上“铁饭碗”，跃进很在意，便让二女儿和儿子早早辍学，打工赚钱。跃进认定，吃不上公家饭是老张家的命。

跃进上下打量我一番，说我黑了许多。我说：“可不是嘛，和你一样也被开了。”

“你也超生了？”

“那倒没有，我是被调到工厂之后下的岗，现在在汽车修理店工作，还不赖。”

“今后有什么打算。”

“想自己开修理店，但手头差五万块，乐乐又要上大学，得预备好大学的开支。没办法，日子就这么混过去吧。”

跃进似是心生内疚，埋怨自己：“如果不是当年托你摆平超生的事情，兴许你现在已经是计生委的大领导了。”

我安慰他两句，便把话题扯到建军身上。跃进听过建军的状况，就说：“当年李建军是全连最没出息的，现在却混成人上人了。”

次日，跃进带虎子到汽修店找我，虎子将一个军绿色单肩包塞给我，父子俩撒丫子就跑。等我追出去，已经看不见人影。我打开包一看，里面用塑料袋包着一大叠现金。

我忐忑地继续上班，把包捆在肚皮上，老板揶揄我：“大成，你这是要去当公交车收费员呀。”我笑了笑，告诉他我胃病复发，包里装着热水杯，暖胃。

下班后，我到工地上寻找跃进父子，包工头告诉我：“他们一早就说回家收麦子了，交代如果有战友来找，就告诉不要找了。”

我内心五味杂陈，跃进这是要躲着了。回到家，凤英看到钱也很愧疚，说多年前因为我丢了工作没给跃进好脸色，不成想人家这么实心实意地帮忙，“你一定不能忘了这份战友情”。

有了跃进的帮忙，我的汽修店顺利开张。眼下遍地是下岗工人，招工不成问题。以前厂里的上层大都成了私营企业家，开上宝马、奥迪、奔驰，生意也不愁。

我一边开厂，一边倒卖二手汽车。第二年年关，和凤英一算，扣掉各种开销，足足挣下三十几万元。我拿出五万打算还给跃进，决定年底去他家里走一遭。之前每次打电话去村委会询问跃进的踪迹，都只得到回复说他外出务工年底才会返乡。

柏油路贴着大山蜿蜒而上，望不见尽头。行驶在这路上，我想起跃进刚入伍时曾说，他为参军，打赤脚在崇山峻岭里的羊肠小径上走了一整天才赶到县城，行至道路最窄之处遭遇对面来人，只能擦肩而过。

三十年过去，这条路的变化翻天覆地，羊肠小径变成村村通的柏油马路，两边刷满“计划生育人人有责”“要致富先修路”这些红字白框的标语。

见面时，跃进敲着我的二手汽车的引擎盖说：“还真不赖。”看得出他这些年也过得不错，家里盖了五间大平房，宽敞明亮，水泥地面一尘不染。

跃进拉我进屋，笑得合不拢嘴。年前他长女花花结了婚，女婿是邻镇的孩子，两人大学时相识，婚后女婿做销售代理。二女儿梅梅则在省城当美容美发师。他念叨着，这是长女买的电冰箱，那是二女儿买的诺基亚手机，山下的二层小楼是给虎子盖的，“过几年等虎子结婚，我就算是把差事都安排妥当了”。

花花和梅梅都是城里年轻人的打扮，一头黄发、浓施脂粉，穿着高脚马靴。虎子一副杀马特打扮，那年头流行F4，乐乐也是这造型。

跃进谈起，看不惯孩子们的打扮。我劝他，我们都四十好几了，时代也不同了，要懂得变通。这时，在厨房里忙活的一个爽利中年妇人出来，招呼我们：“饭菜都烧好了，可以上桌吃饭了。”

“这谁，是不是又娶媳妇了？”我问跃进。

跃进从烟盒里敲出一根烟，小声说这是之前跑掉的妻子。外地男人溜了，把她扔在出租屋里，房东扣着她要房租和水电费。她无奈地打电话寻找跃进，跃进带着儿子去解救，结算好了费用、把人领回。

跃进掐灭烟头，继续说：“回来就好，虎子找对象就没有人说他没有妈了。”

我掏出五万元钱，告诉跃进：“信封里的五万块钱是你借我的，隔一年多才还，利息我就不算了。”

接着又掏出另外几个信封，告诉跃进：“其中一份是给花花的份子钱，孩子结婚你也不通知我，还是不是战友？明年要生一个胖小子，这是给外孙的。一份钱是给梅梅的，她就在省城，我作为伯伯没有照顾到，这算是补上的生活费。最后一份给虎子，你给孩子盖新房，我也要添一点。”

钱摆在桌子上，三个孩子很规矩，都没有接，瞧着跃进。跃进问我：“班长，你这是？”

“没有你帮我，我现在还是个破修车的。婆婆妈妈的干什么？快收下，有时间多去我那里坐坐。”

五

乐乐上了高三，成绩和我的收入成反比，一路往下掉。我给他请了城里最有名的高考名师补习功课，一课时三百元，一年下来花了几万……又给他班主任、任课老师送礼，希望他们多辅导。

可乐乐的心思全然没在学习上，每天回到家，雷打不变玩上两小时电脑游戏。有一次我气得把电脑砸了，他反而赌气说，不让玩游戏他就不参加高考。最终，乐乐考上一所三本院校，多花一倍的学费。以前知识就是财富，现在知识也可以用财富买到。

孩子在外读书，家里顿时冷清许多。我关掉汽修店，在郊区开了一家汽车销售公司，雇佣一些年轻人，每日忙得晕头转向。

生意越做越好，凤英当起了全职太太，饭菜却做得越来越没味道，更多的心思花在与新结识的女友们出去旅游、买各种奢侈品上，时常不见人影。以前没钱，她一个劲儿地省，精打细算就怕多花一元钱，后来有钱了，便挥金如土。

我的朋友也多起来，每日胡吃海喝，打麻将、甩老K，有时一圈麻将下来赚个七八千，也有一口输掉近万的时候。

有一次，公司保卫处逮住几个偷东西的小混混，都愣头愣脑的。我从赌局中抽身去处理此事，发现其中一个混混竟是朱兴邦的遗腹子朱一南。朱兴邦牺牲时，妻子才20岁，生下孩子后，娘家把她接走、安排改嫁。朱一南跟着爷爷四处讨生活，13岁时爷爷去世，他到处流浪，干些偷鸡摸狗的营生。后来他通过父亲家乡战友知道我的住处，一路找了过来，没想到最终与我相逢，竟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给他钱，让他安顿好，次日到我这里上班。一南表现不赖，凤英给他介绍对象，他去相了几个女孩，对方都嫌他穷。最后，凤英通过纺织厂的老同事介绍了一个女孩，她相貌平平，父母离异，在一家教育机构做老师，人却很贤惠，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我塞给一南一千元钱，让他好好把握机会，带人家看看电影，逛逛游乐场。

见过几次面，俩孩子正式交往了。三个月后他们决定结婚，我隆重操办他们的婚礼，算是对朱兴邦有交代了。朱兴邦的事情，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哪怕是凤英，只因怕她无法理解兴邦的牺牲。

当年在越南，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连得在天亮前夺取一座高地。出发前，班长董新华给我们每人斟了满满一碗酒。

班长说：“喝了这碗酒，我们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死了的人为国尽忠，活着的人要给死了的人尽孝。”大家把酒喝得见底，纷纷把碗摔碎在地。

董班长的生命定格在1979年。攻下那座高地后，我被排长任命为代理班长，带战士往谅山方向打穿插，迷惑敌人，伺机寻找最佳主攻方向。

当时班里有个叫胡国庆的战友，16岁，班上最年轻的战士，且是家中独苗。我下命令，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胡国庆，又让国庆背着医药箱、负责包扎伤员。国庆执意要擎军旗，我不肯。

班上的“黑旋风”朱兴邦，东北人，人高马大，扛着重机枪也能健步如飞，我主张让兴邦来擎军旗。国庆不同意，认为兴邦目标大、容易暴露，还是他合适，短小精悍，敌人很难瞄准。于是我被说服。

这里地势山川相间，沟壑纵横，热带雨林里处处埋藏杀机，无数法国兵、日本兵和美国兵曾丧命于此。当地正处雨季，午后两点左右都会下一阵雨。我们在河谷的丛林穿行，天上下起大雨。被雨淋湿的滋味真不好受，衣服贴在身上粘乎乎的，穿久了身上会起一大片疹子，却不敢脱，蚊虫太毒。

雨下了大概半个小时，天空放晴，高大的树木罅隙里透下一股股光束。我们从高地出发历经三个小时，离目标还有一些距离，我遂安排战友们修整、吃饭。大家扑扑身下的草丛，坐下来吃压缩饼干。

突然，战士史卫红“哎呀”一声，说：“班长，我受伤了。”一条蛇赫然出现在他前方。

“都别动。”我说。然后慢慢靠近那蛇，用刺刀将其斩为两截。我让胡国庆准备消毒水和绷带，迅速掏出折叠刀，在史卫红伤口处划一道口子，挤出大量鲜血。

包扎好后，战士孙保中扯来一些藤条，给史卫红削了一根拐杖。我们继续沿山路前行，路越来越陡。又走了一公里，我们到达一片开阔平地，这里茅草有一人多高。突然，南方火起，朝我们这边蔓延。

敌人料到我军会潜入茅草，开始进行坚壁清野。我命令大家先点火，把周围的草烧掉，隔绝火势。可火势蔓延得很快，我们只点了一小片茅草，大火便呼啸而来，大家就地趴在黑漆漆的草木灰里，头发被烤焦不断发出“滋滋”声。很快，迫击炮弹不断落在这片土地上。

冯胜利问我：“班长，我们是不是暴露了，要不要吹冲锋号？”

落炮点漫无目的，我估计敌人并未发现我们的踪迹，我探出头看了看，便悄声回复：“等敌人靠近些再吹冲锋号，要出其不意。”

夜色渐浓，火势稍弱，远处窸窸窣窣，几十名敌军开始拉网式搜查这片遍布余烬的草地，手电筒的灯光不停扫来扫去。我们准备趁着夜色撤退，腿脚不便的卫红却强硬地留了下来，他不想连累大家。

“大家快往山脚下撤。”我对大家说。

躲到隐蔽处，我用无线报话机同排长联系，告诉他敌人据点的方位。按计划，后天发起总攻，此时我们尚未对谅山进行全盘侦察。

天亮以后，我们继续在热带雨林中穿行，打算从城东绕道，往城后去。这次我们与小股敌军正面交锋。子弹不停从丛林里四处窜出，我们分散合围，把这一小股敌军的火力压制住。

不曾想，兴邦掉进了一方极深的陷阱。敌军在陷阱里插满削尖的竹子，又倒上发酵的粪便。兴邦掉进去，右腹被竹子穿透，疼得他不时发出低沉的哀嚎。

方援朝想下去搭救，兴邦摆手拒绝，哀求战友们给他一个痛快。可大家怎么下得了手，可眼睁睁看着朱兴邦的血顺竹竿往下流，众人心如刀割。

六

2008年后，中国汽车销售量突飞猛进，我在周边几个城市开了分公司，生意越做越大，钱越赚越多。

乐乐大三去新加坡做交换生，凤英跟去陪读。临毕业，乐乐到香港一家外国投资公司实习，最后留在那里工作。凤英催乐乐完成终身大事，我倒觉得该随缘，别拿老一套婚姻的概念箍在孩子头上。

国庆假期，乐乐带回来一个女孩，叫阮苏雪，是他在新加坡留学时认识的同学，在香港的一家中越合资公司工作。凤英很高兴，拉着苏雪问长问短。很快，两个孩子的婚事就提上了日程。

办完儿子的婚事，我因故到深圳出差，顺便和建军小聚。他的公司名字矗立在一处三百米高的大楼顶端，现在他已是一家房地产企业老总。

建军还像上次那样热情招待我，我发现他写字桌上摆的，是他和一个年轻的女人、一个小婴儿的照片，我问他是不是做了外公，又夸他女儿越长越漂亮。建军否认了，说那是现任妻子。

十年前，因他同白晓雯聚少离多，两人婚姻名存实亡。后来，建军发现女儿不大会说中文，和女儿的沟通出现问题，母女俩也不爱与他交流，发展到后来她们同他打电话，唯一的事情就是要钱。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晓雯让女儿入了美国籍，建军无法接受，两人大吵一架，索性离了婚，此后双方再无联系。建军后悔当初让女儿出国，认为这个决定弄得他妻女离散，临老无依无靠。七八年都没缓过劲儿来。

前年，建军鼓起勇气，同一个20岁出头的乡下姑娘再婚。去年，两人生了个男孩。建军坚决地说，必须让儿子在中国接受教育，做一个正经八百的中国人。

年岁日长，我经营公司开始力不从心，便让乐乐和苏雪回老家接手公司。公司被乐乐经营的有声有色，我退到幕后，照看孙女冉冉，颐养天年。凤英也老了，出去旅游的冲动少了，拉起一帮子人跳广场舞。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国家开放二孩政策，我和凤英催乐乐和儿媳妇再生一个，他们却推托工作太忙，又说抚养好一个孩子就够了。

“当年你跃进叔叔宁愿被单位开除，也要生一个儿子传宗接代。”凤英在家庭会议上劝说乐乐，“你可倒好，国家鼓励你们年轻人生，反倒不生了。你不生儿子，将来谁继承家产？”

乐乐辩解：“妈，您脑筋怎么转不过弯来，我小时候国家就宣传生男生女都一样。传宗接代真是很老旧的思想了。”

凤英不依不饶，家庭会议不欢而散。退休的日子，事情反倒多如乱麻。

有一天，派出所打电话到家里，通知我去领人，警方在ktv逮住一个违法的女孩，跃进的二女儿梅梅。梅梅怕家人难以接受自己从事的营生，无奈之下联系了我。

我把梅梅领回家，从她口中得知张家这些年过得不好：跃进欠了钱，去打工被机器砸伤腰，躺在家里已有大半年，跃进的妻子因不堪债主逼迫喝药自杀。

我通知公司人事经理，安排梅梅进公司当客服，便再次踏上去往跃进家的路。时隔六七年，重走这条路，我心情沉重。依照我脑海中的印象，跃进还是个生龙活虎的青年，不想他已经被迫服老。

跃进邋里邋遢地躺在床上，见我来了，放下手卷的纸烟，招呼外孙沏茶招待我。那卷烟纸上留有铅笔字，该是外孙写过作业的废纸。

“跃进，你怎么这样子了？有困难为什么不找我？”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凄然泪下。

跃进上身扑进我怀中，哭诉起来：“一文钱难倒英雄汉，我本想，房子盖好了，就可以儿娶女嫁享清福。哪知道虎子的对象非要在县城买楼房，我只能再去工地，干两个月就这样子了。包工头没结工钱，还说我耽误了他的工期。医药费交不起，只能在家里……”

我余光瞥见穿衣镜边上摆着两根拐杖，跃进注意到了，收声擦泪，对我说：“当年战场上孙保中也削了一根，我跟着学的，还不赖吧。” 跃进支撑着下地时，我分明看见腿上肌肉萎缩了，像街头贩卖的风干鸡肉。

我递给跃进一张银行卡，卡里有十五万元钱：“先把债还了，不够再找我要。梅梅现在在我家住着，我把她安排在我公司上班，凤英说就当也是我们的女儿。”

不容跃进拒绝，我便载着他上省城就医。当年，我们一起坐在拥挤的闷罐列车里，花两天三夜奔赴前线，此时，我们俩已经成为五十多岁的老头。

省人民医院的医生诊断后告诉我们，跃进的腰椎错位耽搁太久，虽然现在复位了，但病痛很难根除。至于他腿部的肌肉坏死，情况严重，需要截肢，否则可能上扩散，危及生命。

跃进宁死不愿截肢，把病床周边的所有东西推倒在地，挣扎着要起来，像发疯一般。医生见状退到病房外。我跟出去向医生道歉。医生告诉我，如果不截肢，跃进顶多可以再活一年。

我决定再劝劝他。轻轻地推开病房门，只见跃进扭过头来，一脸恐惧地说：“章明华的腿……我死了也要留下全尸。”

年老记性也差了许多，听闻这句话，我一时未能反应过来，慢慢才想起：当年朱兴邦牺牲后，一颗炮弹落在我们附近，我被气浪掀飞，重重地摔倒在地，耳朵里一阵轰鸣，视线模糊不清，之后便失去意识。所以，我并不清楚，章明华是如何牺牲的。

平复情绪后，跃进开始讲当年战场上我昏迷后的事。

七

枪林弹雨中，方援朝和冯胜利中弹牺牲。敌军一路追打，余下众人且战且退，章明华断后，跃进背起我就跑。

敌军最终被击退，可章明华没能再走几步，脸色变了，说：“不好，踩着地雷了。”国庆想过去帮他拆弹，章明华不让，他不想再多一个人作无谓牺牲。

跃进至今记得，“轰”的一巨响过后，章明华的一条腿掉在他面前，章明华则血肉模糊。几秒之前，他还是一个击退敌人的勇猛战士，几秒后，他只剩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多年过去，跃进坐在病床上回忆起这一幕，依旧止不住颤抖。

告别章明华，跃进背着我，胡国庆背着物资，前进至一处悬崖峭壁之上才停下。底下是湍急奔腾的河流，敌军在山下的布局他们看得一清二楚。孙保中把敌人的情况标记好后，推测敌军在山上有暗堡，便决定去吸引敌人注意力，让胡国庆接替他做标记。

孙保中交代完，开始在悬崖峭壁上快速攀爬，敌人的子弹跟着他的步伐迅速扫射。突然，他手没抓稳，坠往崖下。跃进见状十分惊恐，不敢呼喊，只能拼命地抓着我的胳膊，我在疼痛之中醒了过来。

我记得醒来时头痛欲裂，四下一看，只剩下跃进和国庆。稍作调整，我照着胡保中他们标出的敌人防御工事，通过无线通话器向上级汇报了相关信息。然后，我们悄悄地滑到山麓躲进一处猫耳洞里，等待发起总攻。

国庆鼓着腮帮子，像是在练习吹冲锋号。壶里剩最后一口水，虽然大家一整天都没进水，但我和跃进都不喝，给了国庆。

敌军封锁了周边的河道，我们只能祈求上天保佑，降场甘霖。可那天偏就没有下雨，晴空万里，白云轻飘地浮在天空中，与大地上发生的一切，杀戮、死亡……形成鲜明对比，仿佛上天的恶作剧。

在极度饥饿的状态下，本能驱使着我们分吃了最后一片压缩饼干。饼干驱除了我们的饿意，却不断吸收着嘴里的水分，我们越发口干舌燥，意识变得恍惚，跃进昏了过去。

国庆说前面五十米大约有一处水塘，要带着军用水壶去取水。我怕中埋伏，想劝他忍住，可根本发不出声音。国庆匍匐在地，缓慢向水塘挪动，一盏茶的功夫就到了水塘边，捧起水来牛饮了几口。

心满意足后，他灌了水，折身往回爬。临近洞口，我看见他脸上兴奋的笑容，就在这时，他面目突然扭曲，口吐白沫。我慌了，过去摇晃他的身体，但为时已晚，他脸色渐渐从苍白变得乌青，必定是敌人在池塘里投了毒。

第二天中午，大雨倾盆而下，洗刷了地上的血污，跃进的情况也有所好转。

总攻发起了，炮弹密集轰炸谅山城区和周围的山上据点，暴雨般降落在这片血与火的土地上。

接着，我们听到大军的冲锋号。

八

我决定尊重跃进的选择，不截肢，陪他一起等待死神降临。

跃进念叨着：“2019年就四十年了，我不一定能撑到那时候，想趁还有力气，到凭祥的烈士陵园祭奠战友。”

我答应跃进带他南下。出发南下前两天，他去世了。

＊本文根据当事人口述撰写，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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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杨友鹏  真实故事计划